1948年11月25日夜晚，在豫皖苏平原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，作战参谋武英快速带着一名国民党军军官闯入。刚刚从前线归来的王近山见到对方身穿敌军制服，脸色立刻变得严肃。武英急忙解释说：“这是第110师的联络员，放心，是自己人。”这位名叫杨振海的军官是第110师的侦察连长，同时也是地下党员。他没时间寒暄，急忙摊开地图，直言：“黄维准备突围，时间就在这几天。”这番话震撼了在座的指挥官们。

当时，黄维指挥的兵团被解放军围困在双堆集一带，兵力近十二万，是蒋介石在徐蚌战役中投入的中坚力量。如果敌军得以突围，战局很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王近山对此极为担忧，因为敌军若全力突袭一处，解放军虽然进攻势头凶猛，却无法在所有方向上都筑起坚固防线。杨振海所带来的情报，给指挥部带来了希望，或许可以提前掌握敌军的突围时机和方向。

有趣的是，廖运周并没有将起义的意图直接告知黄维。对于身处敌营的地下党员来说，起义并不是单纯的表态，而是一项必须将部队、行进路线、信号及接应都严丝合缝地协调的军事行动。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，都将导致整个师的覆灭。黄维原打算坚定地守住双堆集，等待增援，可战局变化迅速，蒋介石担心黄维兵团被歼，最终决定命令突围并向东南方向推进。命令反复变更，部队内部不安，但廖运周却看到了其中的机会。

为了防止第85军随意行动，黄维将第110师直接归归兵团部指挥，并计划用几个相对完整的师作为先头部队。廖运周顺势提出，第110师适合担任开路先锋，这个主张很有道理。若先头部队能够成功突破，后续队伍就能迅速跟进；若突围受阻，后续部队还可以调整战术。黄维对廖运周的“主动”表示欣赏，甚至曾说过：“你需要什么装备，尽管提出来。”廖运周提出了所需的坦克和火炮，这些武器最终被部署在最前方，但未能成为撕开解放军防线的有力武器。

到11月27日，第110师开始按照事先的计划朝解放军阵地行进，六纵队迅速封堵了缺口，原本要跟进的部队因此被阻挡在外围，突围计划遭到重创。起义的成功不仅仅是廖运周一个人的决定。早在解放战争初期，中共与第110师的地下组织已建立联系。廖运周身为黄埔军校毕业生，自1927年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积极参与南昌起义，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开展了长时间的兵运工作。

这些经历使他熟悉军事指挥，并了解国民党军内部复杂的派系关系。第110师的历史背景多次变更，抗战时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10师，其后又划归第85军系统，部队成分复杂，各自的利益和背景不一，使得内部并不团结。因此，起义筹备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。地下组织不断壮大，搜集敌军情报，同时耐心等待解放军的接应机会。1946年底，中共曾考虑在豫北促成第110师的起义，但因第85军奉命南调，计划未能实现。此后相关要求更为明确，若没有外部支援，不能贸然行动。

廖运周在双堆集所选择的，是战场上十分难得的机会窗口。黄维急于突围，部队调动频繁，而此时解放军已形成包围态势。假若第110师按命令成功担当开路先锋，就可以把“执行突围任务”和“转入解放军阵营”结合起来。然而，这次行动留下了一个多年未解的疑问。1947年8月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，在汝河附近遭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。第85军奉命在南岸阻击，廖运周当时为第110师师长，六纵队则负责殿后，保护主力渡河，战斗异常激烈。为摆脱追兵，部队不得不加快速度推进，部分受伤和掉队人员未能及时渡河，浮桥被毁，只能留在北岸。

这个细节成为不少六纵指战员心中的遗憾。廖运周曾回忆，希望部队避免与解放军的死战，尽量后撤，以保存实力。他还保护了一些来不及过河的解放军伤员和掉队人员。外表上，他还在执行阻击任务，但在内部则尽可能保存力量。多年后，武英再次见到廖运周，提及汝河战斗时，终于问出了那个问题：“既然已决定起义，为什么还要猛打我们？”廖运周沉默片刻，只答了四个字：“身不由己。”

这简单的四个字并非借口。在敌军体系中，他必须保持表面的战斗姿态；否则，尚未起义的部队和内部的地下组织就可能遭到清洗。汝河之战时的“猛打”与“放行”，起义前的忍耐与起义时的突然变化，正是特殊战局环境下的两面交织。1948年11月第110师起义后，黄维兵团突围受挫，双堆集战场形势急剧恶化。廖运周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，而武英则将那次追问铭刻在心：战场上，表面上的枪声并不全面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立场，真正的答案往往隐藏在命令、身份与无法言说的选择之间。